摘要：要想准确理解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的内涵 ,“ 通”和“ 家”这两个概念缺一 不 可 。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,既有编纂学意义上的“ 纵通”和“ 会通”,也有思想层面上的“ 通识”和“ 变通”;“通史家风”之“ 家”, 以“ 家学”为中心考察史学宗旨之承变 ,从“ 家学”到 “《春秋》家学”再到成一 家之言的“通史家风”,建立了“ 通史家风”与“《春秋》家学”之间 的精神联系 。章学诚还比较了“通史”“ 集史”“ 断代史”的差异 ,认为三者“ 家法”不同 , 宗 旨有别 ,将似通而非通的史著排除在通史之外 。章学诚认为 ,“ 专家之学”和“ 别识心裁” 是通史撰作的最高境界 ,“ 别识心裁”既体现在体例上 , 又体现在史义上 。 以“ 通”论 “ 家”,“ 家”因“通”而明源流;以“ 家”衡“ 通”,“ 通”因“ 家”而分类例 ,这是章学诚通史思想的最大特点。

关键词：清代 章学诚 通史家风 家学 通史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“ 通史家风”是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 · 申郑》中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 ,并据此阐述了自己的通史思想 。关于“通史家风”,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,多以章学诚的命题为引子 ,提出今人对“通史家风” 的理解。至于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的意蕴究竟是什么 ,其通史思想又是什么 ,并没有回到章学诚的 语境中进行认真梳理。

一、“ 通”与“ 家”:“ 通史家风”的意蕴

章学诚的“通史家风”,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 :“通”和“ 家”。以往的研究 ,很重视“通史家风” 之“通” ,而忽略了“通史家风”之“ 家”。事实上 ,忽略了“ 家”,就无法探知“ 通史家风”的全貌。 只有把“通”与“家”联系起来 ,才能全面理解“通史家风”的意蕴。

( 一)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

章学诚重“通”,他的两部著作《文史通义》和《 校雠通义》均以“通”命名 。他还在《 文史通义》 中辟《 释通》《横通》等篇章 ,专门讨论“ 通”和“ 通史”。“ 通”是章学诚最感兴趣的学术话题之一。 他说 :“通之为名 ,盖取譬于道路 , 四冲八达 ,无不可至 ,谓之通也 。亦取其心之所识 ,有高下、偏全、大小、广狭之不同 ,而皆可以达于大道 ,故曰通也。”章学诚所谓“通”,有两层含义 :一是具象意义 上的“通”,就像道路一样四通八达而无所不至;二是抽象意义上的“ 通”,犹如人的见识 ,虽有高下 偏全之差异 ,只要能达于“道”,亦谓之通 。可见 ,章学诚所揭示的“通”,有显性和隐性两层意义 ,具 体到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的意蕴 ,他也是在编纂学( 显性) 和学识( 隐性) 两个层面上展开讨论的。

在章学诚眼里 ,编纂学意义上的“ 通史”之“ 通”具有“ 纵通”“会通”的特点 ,强调通史编纂的 “ 时贯古今”与“会通四部”。

刘家和先生曾指出 :“‘通’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 ,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 间里进行的 , 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 。‘ 通’字用之于在时间中运行的历史 , 于是‘ 通 史’之‘通’,主要即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。”章学诚以道路之空间上的四通八达而引出对“ 通史” 时贯古今的认识 ,他说 :“通史人文 ,上下千年 ,然则义例所通 ,则不嫌合撰。”又说 :“ 通史远自古 初 ,及乎作者之世。”他特别指出司马迁作《 史记》“ 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” ,杜佑作《 通典》 “ 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”。所谓“上下千年”“远自古初”“通古今之变”,都是指时间 上的“纵通”,即时贯古今 。章学诚继承了司马迁、杜佑、司马光等前代通史家“ 贯通古今”的思想 , 将“通史”看作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整体 。西方“普世史”重在“共时性的空间之纬”, 中国“ 通史” 重在“历时性的时间之经” ,揆诸章学诚的论述 ,这样的总结无疑是非常准确的。

章学诚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还有“会通”一切文献之义 。章学诚指出 ,《 史记》除了在时间上贯通 古今外 ,还广涉四部 。他盛赞郑樵“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”而作《 通志》,并遥接郑樵“ 总《 诗》《 书》 《 礼》《乐》而会于一手 ,然后能同天下之文” 的会通思想 ,在讨论通史撰述时 ,极力赞赏“会通”的 作法 :杜佑作《通典》“统前史之书志”,裴潾作《 太和通选》“ 汇公私之述作”, 司马光作《 通鉴》“合 纪传之互文”,郑樵作《通志》“ 总古今之学术”。所谓“统”“汇”“合”“ 总”,均有会通四部之含义。 在章学诚心目中 , 四部之书均“相出入”且“相资为用”。章氏认为 ,作“通史”要能“会通”一切文献 , 网罗百家 ,才能展现“通史”之“通”的魅力。

学识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具有“ 圆神”“变通”的特点 ,更多地强调通史撰述的“通识”。

章学诚曾用“ 圆神”“方智”两个概念来解读中国史学 ,指出“ 圆而神”具有“神以知来”“ 知来欲 其抉择去取 ,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”的特点 ,“方以智”具有“智以藏往”“ 藏往欲其赅备无遗 ,故 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”的特点。“ 圆神”与“方智”相较 ,“方智”比较好理解 ,而“ 圆神”总有一种看 不见摸不着的整体感觉和“意味”。实际上 ,“ 圆神”的整体感觉和“意味”里蕴含一种“通识”。这 种“通识”是个性化和体悟性的 ,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“其中隐微可独喻 ,而难为他人言者”,“ 神 而明之 ,存于其人 ,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,人皆戛戛 ,我独有余”。抛却其中的神秘性不谈 ,“ 圆神”实 际上就是要表达“通史”之“通”的“通识”境界 ,一种“通识”眼光下的通史撰述的“悟性”。章学诚重视“识”,他认为词章、考订、义理分别对应才、学、识 ,词章主于才 ,考订主于学 ,义理主于识 ,而 才、学、识又对应作性、记性和悟性 ,“作性扩而成才”“记性积而成学”“悟性达而为识”。“识”需 要“悟性”,而“悟性”具有个体性 ,可意会不可言传 。通史撰述要达于“ 圆神”,就需要有“通识”及 “ 通识”之下的“悟性”, 即思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。没有“ 通识”,是难以达到“ 圆神”的 。章学诚 说 :“神以知来 ,学者之才识是也 ;知以藏往 ,学者之记诵是也 。才识类火日之外景 ,记诵类金水之 内景 ……金水能受火日之光 ,而火日不能受金水之光也。”笔者以为 ,此“才识”蕴含“通识”之意。“ 神以知来之才识”彰显作者的“通识”,像太阳( 火日) 之光芒;“智以藏往之记诵”像金星、水星( 金 水) 之内敛 ,太阳可以照亮金星、水星 ,反之则不可能 。“通识”之重要 ,于此可见一斑 。章学诚批评 那些名通而实不通的史著 ,貌似汇合所有资料 ,上下左右贯通 ,实际上只是“摘比分标 ,不相联合”, 缺乏“通识”,没有形成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 ,“识乏通材 ,遂使书同胥史矣”。“识乏通材”对于通 史撰述的伤害是致命的。

“ 变通”也是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的重要思想遗产 。章学诚数言“ 唐后史学绝” ,“史学至唐而 尽失”。因为在他看来 ,唐以后作史 ,“ 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”,“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 ,胥吏之文 移 ,而不可稍有变通矣”。章学诚认为作史贵在“变通”,他以《 易》之变易提倡“史学通识” ,屡次 批评唐以后史学僵化 ,“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 ,不敢稍变”。面对唐宋以来史学僵化的局面 ,章学诚 大声疾呼要“思所以变通之道” ! 他指出《 史记》作为通史 ,具有“ 圆神”的特点 ,但后世作通史者 不知变通 ,将司马迁的“通识”彻底湮没 ,“迁书所创纪传之法 ,本自圆神 ,后世袭用纪传成法 ,不知 变通 ,而史才、史识、史学 ,转为史例拘牵 ,愈袭愈舛 , 以致圆不可神 ,方不可智” 。他赞扬郑樵作 《 通志》,就是因为郑樵能够变通通史义例 , 自成一家 ,所谓“ 变通亘古以来 ,合为一家纪载”。章 学诚主张作通史必须“拟神”,不能拘守成法 ,要“ 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”。他指出 ,只有变通 ,才 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,扭转史书编纂僵化的局面 。章氏指出 ,袁枢《 通鉴纪事本末》系改司马光《 通 鉴》而来 ,本无神奇之处 ,就是因为“ 穷变通久自有其会”,才使之成为史学史上的杰作 ,“《 纪事本 末》本无深意 ,而因事命题 ,不为成法 ,则引而伸之 ,扩而充之 ,遂觉体圆用神”。“穷变通久”成为 章学诚“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”的思想支柱。

要之 ,显性( 编纂学) 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与隐性( 学识) 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 。显性意义上的“ 时贯古今”和“会通四部”只有借助隐性意义上的“ 圆神”和“变通”才能 成就章学诚所理解的“通史”。没有“通识”的通史编纂 ,只能是数千年历史的资料汇编 ,难以构成 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。

( 二)“通史家风”之“ 家”

美国学者倪德卫认为“家”是章学诚的核心概念之一 ,并认为“‘ 家学’概念与章学诚的史学概 念最为密切”。章学诚数言“家学”“ 家法”“ 一家之言”等 ,并提出“ 通史家风”。那么 ,“ 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与“家学”“家法”“ 一家之言”等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? 此为全面理解章学诚“ 通史家 风”意旨的关键。

章学诚所言“家学”,来源于他对先秦学术发展的认知 。章学诚指出 ,三代“学在官府”,官吏掌 握图书并传授其学 。因“官守学业合一”,“ 以吏为师”成为学术传授的常态 ,“ 六艺”皆有官师传 习。及至春秋战国时期 ,随着周天子大权旁落 ,官守学术的局面被打破 ,“官师治教分离”,私学兴 起 ,学术传承出现了从“王官之学”向“百家之言”的转变 。三代时期“ 即官守而存师法”的局面被 春秋战国时期“ 人自为书 , 家自为说”的局面所代替 ,“ 诸子纷纷著书立说 , 而文字始有私家之 言” ,于是“ 自树一家之学也” 的“家学”兴起 。章学诚的“ 家学”从“ 官师合一”的“ 官学”演变而 来 ,所指乃三代“官学”散裂、私家学术兴起后的新的学术传统。

从“家学”出发 ,章学诚将史学“家法”追溯到孔子作《 春秋》,并数言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。所谓“史 学本于《春秋》”；“二十三史 ,皆《春秋》家学也” ,“ 陆贾、史迁诸书 ,刘、班部于《 春秋》家学 ,得其 本矣” ,不一而足 。章学诚之所以将史家之学追溯到《 春秋》,并提出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,是因为在他 看来 ,《春秋》“属官师、政教分途之后的第一部私家史学著述”,“ 为专家史学之祖” 。章学诚将 《 春秋》看作是史学的源头 ,并以“《春秋》家学”概括之 , 目的是辨章史学精神 ,考镜史学源流。

章学诚说:“古人最重家学 ,叙列一家之书 ,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 ,无不穷源至委 ,竟其流别 ,所 谓著作之标准 ,群言之折衷也。”由此出发 ,他考察了中国史学史上能绍法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而“ 自成 一家之言”的史家 ,认为司马迁、班固等人能当其任 。章氏指出 ,古代史家纪事 ,“其源本于《 春秋》 ‘ 比事属辞’”,而继承《春秋》“属辞比事”的代表就是司马迁和班固 ,其“ 家学渊源 ,甚于汉廷经师 之授受 。马曰‘好学深思 ,心知其意’;班曰‘ 纬六经 ,缀道纲 , 函雅故 ,通古今’者 ,《 春秋》家学 ,递 相祖述”。“迁、固之书本绍《春秋》之学”。在章学诚看来 , 以司马迁《 史记》为代表的通史和以 班固《汉书》为代表的断代史 ,都是继承《春秋》属辞比事之学的杰作 。但是 ,他更注意区分二者在 史学宗旨上的差异 。在章学诚看来 ,“ 家学”所追究的是学术内在精神的传承 ,而非形式上的类别 或归属 。 比如 ,人们通常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看成是纪传体之宗 。章学诚却认为 ,从“辨章学术 ,考 镜源流”的角度讲 ,《 史记》的“ 家法”是通史 ,开创了通史的学术传统 ,《 汉书》的“ 家法”是断代为 书 ,开创了断代史的传统 。“谈、迁、彪、固 ,并称世史 ,而彪、固实与谈、迁不同 。谈、迁同为通史 ,而 班氏则彪亦通史家学 ,故《后传》依附百三十篇……至班固乃始确然以断代为书……遂为后代不祧 之祖 ,而通史之业微矣 。辨家学者 ,不容不知其义也”。在章学诚看来 , 中国史学史上“通史”和 “ 断代”两大传统 ,均可追溯到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但又各有“家法”,只有辨其“家学”,才能明其学术统 绪和学术精神之差异。

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“一家之言”与孔子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关系极为密切 。所谓“夫史迁绝学 , 《 春秋》之后一人而已 。其范围千古 ,牢笼百家者 ,惟创例发凡 ,卓见绝识 ,有以追古作者之原 , 自具《 春秋》家学耳” 。“通史仿于史迁 , 自是一家著作 ,溯源《 春秋》,其间多有法外之意 ,可意会而不 可言传”。凡此等等 ,意在揭示司马迁以卓见绝识 ,创例发凡而作《 史记》是绍述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。 也就是说 ,《史记》“成一家之言”的“通史家法”与孔子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一脉相承 ,是“继《 春秋》而 成一家之言者”。换言之 ,司马迁继承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开创通史编纂的史学传统 ,形成了“通史家 风”。南宋郑樵“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”,绍述司马迁的通史思想 ,撰述《 通志》,所谓“ 遂欲匡 正史迁 ,益以博雅;贬损班固 ,讥其因袭 。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 ,运以别识心裁 ,盖承通史家风 , 而自为经纬 ,成一家言者也”。章学诚极力称颂郑樵 ,就在于郑氏继承了“通史家风”,能够“创条发 例 ,巨制宏编 ,即以义类明其家学”。很显然 ,章学诚认为 ,从孔子的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,到司马迁的 “ 通史家风”,再到郑樵对“通史家风”的继承和发扬 ,一 以贯之 。“《 春秋》家学 ,递相祖述”,史学才 有了活泼泼的生命力 。可见 ,不懂“ 家学”“ 家法”“ 家风”之间的关系 ,就不好理解“ 通史家风”的 旨趣。

章学诚认为 ,《 春秋》事、文、义三者之间 ,“ 义意为圣人所独裁” , 蕴含了孔子的思想 , 这是 “《春秋》家学”的首要内容 。对于《 春秋》之“ 义”与通史撰述的关系 ,章学诚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: “ 史之大原本乎《春秋》,《春秋》之义昭乎笔削 。笔削之义 ,不仅事具始末、文成规矩而已也 。以夫 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 , 固将纲纪天人 ,推明大道 ,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 ,必有详人之所 略 ,异人之所同 ,重人之所轻 ,而忽人之所谨 ,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 ,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 ,而后微茫 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,及其书之成也 , 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 ,契前修而俟后圣 ,此家学之所 以可贵也”。这段话内涵丰富 :经世层面上 ,“ 纲纪天人 ,推明大道”“ 通古今之变”;撰述层面上 , 体例灵活 ,“独断于一心”“成一家之言”。章学诚所极力倡导的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,其“义”就在于此! 而这也正是“通史家法”所在 ,是司马迁、郑樵所遵循的作史原则。

总之 ,章学诚抓住“家”这个核心概念 , 由“家学”而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, 由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而司马迁 的“一家之言”, 由“一家之言”而“通史家风”,将“通史家风”与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贯通 ,使古今史学建 立了“精神之间的直接联系” 。“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,就是通史撰述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承续。

二、“ 通史”“ 断代”与“ 集史”:通史的特性

在《文史通义》中 ,章学诚通过比较研究 ,细致区分了“ 通史”与“ 断代史”“集史”的源流、类别 和宗旨 ,进一步彰显通史的特性。

( 一)“通史”“ 断代”“集史”的差异

在讨论通史和断代问题时 ,章学诚敏锐地发现 ,在通史与断代之间还有一种既非通史、亦非断 代的“断取数代之书”—“集史”。譬如李延寿的《 南北史》,刘知幾在《 史通 ·六家》中将其归为 《 史记》“通史家”,所谓“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 ,南起自宋 ,终于陈 ,北始自魏 ,卒于隋 ,合一百八十 篇 ,号曰《南北史》…… 皆《史记》之流也”。对此 ,章学诚提出异议 :“刘知幾六家分史 ,未为笃论。《 史记》家 , 自是通史 ……至李氏《南北史》乃是集史 ,并非通史 ……刘氏牵合为一 ,非其质矣。” 他 重新区分类例 ,指出“ 马迁乃通史也 ,梁武《通史》、郑樵《通志》之类属之 。班固断代专门之书也 ,华(峤) 、谢( 沈) 、范( 晔) 、沈( 约) 诸家属之 ……《 南北史》断取数代之书也 , 欧、薛《 五代》诸史属 之”① 。“若李延寿《南北史》,乃是汇辑沈、萧、姚、李等八家之书 ,整齐纪传 ,使不杂乱 ,其例自有断 限 ,当入集史 ,不可入通史”。

对于“通史”和“断代”旨趣的差异 ,章学诚进行了细致区分 。他以《 史记》《 汉书》为例指出 ,从 形式上看 ,二者都是纪传体 ,但从谋篇布局到著史宗旨 ,“通史家学”与“ 断代之祖”都存在极大差 异 ,“《史记》为通史 ,《汉书》则断代为书 ,体固不侔”,“ 宗旨已不侔矣”。他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 凸显通史与断代的不同 ,“ 马则近于圆而神 ,班则近于方以智也”,“迁书通变化 ,而班氏守绳墨”, “ 迁书体圆用神 ,多得《 尚书》之遗 ,班氏体方用智 ,多得官礼之意也”,“迁史不可为定法 , 固书因迁 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”。也就是说 ,以《 史记》为代表的通史的特点是“ 圆而神”“ 通变化”“无定 法”,而以《汉书》为代表的断代史的特点是“方以智”“守绳墨”“拘成法”。在“整齐故事与专门家 学”之间 ,作为通史的《史记》是“专门家学”,作为断代史的《汉书》是“整齐故事”。

基于以上认识 ,章学诚进一步指出 , 司马迁创立通史 ,成一家之言 ,“其间多有法外之意 ,可意 会不可言传 。若在官修史书 ,不可行矣 。故元、成之间 ,屡诏续补 ,而讫无足观 。自班氏而后 ,断代 之书递相祖述 ,师般不作 ,规矩可循 ,故至今相仍而不废也。”由于通史撰述“ 自是一家之言”“ 通 变化而无定法”,有其独特的“法外之意”,属“专门之业 , 自具体要” ,有一种对史学终极意义的领 悟 ,难以遵循 ,需要创新 ,所以后世有成就的通史极少 ;而断代史“有规矩可循”“守绳墨而拘成法”, 故而绳绳相继 , 因仍不断 。在章学诚看来 ,作断代史易 ,作通史难 。他之所以为郑樵辩护 ,就在于郑 樵发扬了司马迁的通史精神 ,“心知其意”,迎难而上 ,“发凡起例 ,绝识旷论 ,所以斟酌群言 ,为史学 要删” 。郑樵《通志》所记史事与旧史没有什么不同 ,但他“有志乎求义”,终于成就不朽之史著 , “ 若郑氏《通志》,卓识名理 ,独见别裁 ,古人不能任其先声 ,后代不能出其规范 ,虽事实无殊旧录 ,而 辨明正物 ,诸子之意寓于史裁 ,终为不朽之业也”。

关于“通史”与“集史”旨趣的差异 ,章学诚也进行了论证 。他说 :“集史之书 ,体与通史相仿 ,而 实有淄渑之分 。通史远自古初 ,及乎作者之世 ,别出心裁 ,成其家学 ,前人纵有撰述 ,不复取以为资 , 如梁武不因史迁 ,郑樵不因梁武是也 。集史则代有所限 ,合数代而称为一书 ,以继前人述作 ,为一家 言 ,事与断代之史约略相似 。而断代又各自为书 ,体例不一 ,集史则就其所有诸体而画一之 ,使不至 于参差足矣 ,事取因人 ,义求整齐 , 与通史之别出心裁 ,无所资藉 , 断代之各自为书者 , 又各不同 也。”这段话将“通史”“集史”“断代”放在一起比较 ,从时间断限看 ,“通史”自远古写到作者之世 , “ 集史”则断取数代 ,“断代”乃一朝之史 。从撰述形式看 ,“通史”不相因袭 ,“集史”继承前人述作 , 将诸体整齐划一 ,“断代”则“各自为书 ,体例不一”。从撰述思想看 ,通史“别识心裁 ,成其家学”, 集史“事取因人 ,义求整齐”。总之 ,集史与通史貌合神离、貌同心异 ,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;其与断代 史则貌离神合、貌异心同 ,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差异。

章学诚进一步比较了“通史”和“集史”的异同 ,他认为通史和集史在宗旨上“判若天渊”。“通 史各出义例 ,变通亘古以来 ,合为一家纪载”,“集史虽合数朝 ,并非各溯太古 , 自为家学者可比”。因为“通史各溯古初 ,必须判别家学 , 自为义例 ,方不嫌于并列 ,否则 ,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 。集史 原有界画 ,李延寿行之于前 ,薛、欧行之于后 ,各为起讫 ,无所重复 ,虽一家凡例 ,两书可通用也。”在章学诚看来 ,通史各出义例 , 自为家学 ,不蹈袭前人;而集史则是断代史的集合 ,义例可以通用 , 内 容各有起讫 ,可以因袭前人 。集史记载数朝史事 , 囿于断代史局限 ,发凡起例不妨相同 ,宗旨问题尚 不突出 。而通史突破朝代局限 ,贯通古今 ,各通史的叙事内容大致相同 ,如果义例无别、宗旨不明 , 就会造成叙事重复 ,失去存在的价值。

在中国史学史上 ,上下贯通的著述在在多有 ,如果不加分别 ,很容易将这些著述与具有“别识 心裁”的通史混为一谈 ,致使家法混淆 ,流别不明 ,不利于“辨章学术 ,考镜源流”。对此 ,章学诚立 足于著述宗旨 ,对那些貌似通史的史著 ,一一辨析其编纂义例 ,揭示这些史著的本质 。梁武帝萧衍 撰《通史》,上起三皇 ,下至南朝齐 ,章学诚认为“史籍标通 ,此滥觞也”,但同时指出该书“集众官修 , 知其必不能用专门著述之意也”,与司马迁、郑樵诸人倡导的通史观念“ 流别不同”。“ 至于高氏 《 小史》、姚氏《统史》之属 ,则撙节繁文 , 自就隐括者也 。罗氏《 路史》、邓氏《 函史》之属 ,则自具别 裁 ,成其家言者也 。范氏《 五代通录》、熊氏《 九朝通略》,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 。李氏《 南北史》, 薛、欧《 五代史》,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 。其余纪传故事之流 ,补辑纂录之策 ,纷然杂起 ,虽不能一律 以绳 ,要皆仿萧梁《通史》之义 ,而取便耳目 。史部流别 ,不可不知也” 。北魏元晖撰《科录》,摘录 上古至南朝宋十四代史籍 , 以类相从 ,“则是类比之书 ,并无著作深意 , 当与《 高氏小史》之类 ,并入 史纂 ,不可以入通史”。在章学诚看来 ,像高峻《 高氏小史》、姚康复《 统史》、罗泌《 路史》、邓元锡 《 函史》、范质《 五代通录》、熊克《 九朝通略》、李延寿《 南北史》、薛居正《 旧五代史》、欧阳修《 新五 代史》、元晖《科录》之类的史著 ,虽包罗数代甚至溯源上古 ,但或隐括节选 ,或自为体系 ,或比次纂 录 ,“并无著作深意”,与司马迁、郑樵等人独具别识心裁、成一家之言的通史“ 宗旨有别也”。章学 诚意在告诉人们 ,区分“通史”与否 ,不可仅从形式上判断 ,更要从宗旨上判断。

通过一系列的辨析 ,章学诚总结了“通史”的特性 :“凡所谓通史者 ,不问记载短长 ,学问疏密 , 要有卓然独见 ,迥出前人 ,灼见前代成书 , 己意难以因袭 ,故舍置前史 ,独溯古初 , 以自成家 。与节 钞、类比、隐括诸书 ,相差虽似毫厘 ,而相去不啻千里。” 在章学诚看来 ,通史的核心内涵是不因袭 前人 ,有卓然独见 , 自成一家 。所谓“不问记载长短”,并非否定通史在时间上的自古至今 ,而是要 说明朝代上的打通还不能就称为“通史”,那些包罗几个朝代的史书 , 因无“别识心裁”,是似通而实 不通的“集史”。在章学诚这里 ,有了时间上的上下贯通 ,没有卓识独见 ,无法自成一家 ,是不能称 为“通史”的。

( 二) 通史的“ 六便”“ 二长”“ 三弊”

章学诚比较了通史、集史和断代史的差异后 ,提出通史编纂的“六便”“ 二长”“ 三弊”。他说 : “ 通史之修 ,其便有六 :一曰免重复 ,二曰均类例 ,三曰便铨配 , 四曰平是非 ,五曰去抵牾 ,六曰详邻 事 。其长有二 :一曰具剪裁 ,二曰立家法 。其弊有三 :一 曰无短长 ,二曰仍原题 ,三曰忘标目。”章 学诚的史学理论多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,除了方志编修外 ,他较少从微观层面讨论史书编纂问题 ,但 对于通史编纂 ,他却倾尽心力 ,立足“通史家风”,从宏观到微观 ,讨论通史编纂的利弊得失 ,在中国 古代史学史上独树一帜。

在章学诚看来 ,通史有“六便”。所谓“免重复”,即通史叙事能够前后一贯 ,避免重复 。尤其是王朝交替之际 , 同一人物或史事 ,前代史书要记载 ,后朝史书也要记载 ,徒费笔墨 ,而通史上下贯穿 , “ 事可互见 ,文无重出 ,不亦善乎”! 所谓“ 均类例”, 即通史较易统一全书体例 。断代史中的《 天 官》《地理》《艺文》等志 ,名称不同 ,体例不一 ,渊源不明 ,但通史能“ 通前后而勒成一家 ,则例由义 起 , 自就隐括”,一 目了然 。所谓“便铨配”, 即通史便于统筹安排人物和史事 。断代史在处理人物 传记时 ,或按朝代 ,或按出生先后 ,或附传 ,或类传 ,不一而足 ,但通史可以根据作者的“别识心裁” 处理人物关系 , 比如将屈原与贾谊同传等 ,“正有深意 ,相附而彰 ,义有独断”。所谓“平是非”, 即通 史有利于公允评价历史 。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 ,只有放到历史的长时段才可能有较为公允的评价 , “ 惟事隔数代 ,而衡鉴至公 ,庶几笔削平允 ,而折衷定矣”。所谓“ 去抵牾”, 即通史有助于消除纪事 矛盾 。断代史记载一朝史事 ,“各有裁制 ,详略去取 ,亦不相妨”,但对横跨两朝之史事 ,记载往往出 现抵牾 ,但通史“统合为编 ,庶几免此”。所谓“详邻事”,即通史可以完整记载周边各族的历史发展 过程 。四裔外国的历史发展 ,不可能与中原王朝同其始终 ,断代史所记周边民族历史 ,往往不能首 尾俱全 ,而通史却能解决这一问题 。章学诚所归纳的通史“六便”,展现了通史叙事的优势 ,是在梳 理以往通史、断代史撰述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刻总结。

章学诚还归纳出通史的“二长”:“具翦裁”和“立家法”。此“二长”显示的是“通史家学”所必 须具有的“一家之言”的境界 。“具翦裁”意即通史能彰显史家笔削剪裁之功 。章学诚认为通史“通 合诸史”,可以用“一家绳尺”发凡起例、拾遗补缺、删落浮辞 ,文省前人、事详往牒 。这是断代史、集 史所无法做到的 。“立家法”即通史以“成一家之言”为准的 。章学诚指出 ,通史是在前代史书的基 础上编纂而成 ,如果不能“立家法”,那么“ 陈编具在 ,何贵重事编摩”? 所以通史编纂是“ 专门之 业”,必须具有“卓识名理 ,独见别裁”,才能成就名山事业 。章学诚的通史“二长”观 ,实际上是他重 视“专门家学”“别识心裁”思想在通史编修中的具体体现。

章学诚虽然盛赞通史 ,但从来没有迷信通史 ,他指出通史有“ 三弊”:“无短长”“仍原题”“ 忘标 目”。“无短长”即通史容易流于纂辑之书 。通史编纂如果只是依据前史比次资料 ,换换标题 , 内容 无增损 ,没有“独断之学”,很易成为纂辑之书 ,无人问津 。“仍原题”即通史编纂容易沿袭旧作 。通 史撰作如果沿袭旧作“品目”,不加更定 ,极易出现“ 去取失当”。“ 忘标目”即通史叙事内容丰富 , 涉及方方面面 ,很容易造成标目混乱 。帝王、后妃、宗室等 ,按朝代标题 ,一 目了然;列传没有标别 , 因史事而按叙次编排 ,也能自见朝代;但《 独行》《 方技》《 文苑》《 列女》等类传 ,按照一个体例将众 多的人编在一起 ,无法看出其身处何世。章学诚所论通史“三弊”,表面看似乎只是史书编纂的问 题 ,但其背后却是“剿袭剽窃”“漫无家法”的问题。

总之 ,章学诚通过“判别家学”, 比较了“通史”“断代”与“集史”的差异 ,指出三者“家法”不同 , 宗旨有别 。“断代史”详尽记载一代历史 ,体例规整 ,有成法可依;“集史”包罗数朝 ,似通非通 ,似断 非断 ,义例上与通史相似 ,而本质上与断代相通;“通史”除了时间上的贯通古今之外 ,更须“各出义 例”,具有“别识心裁”,系统条理 ,删繁就简 。通史叙述历史 ,有自身的优势 ,是断代史、集史所不能 取代的。

三、“ 专家之学”与“ 别识心裁”:通史的境界

在《文史通义》中 ,章学诚对唐以后通史编纂的不断“ 堕落”表示了极度的不满 。他说:“载笔汇 而有通史 ,一变而流为史钞 ,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 ,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 ,不知者习而安焉 ,知 者鄙而斥焉 ,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 ,而亡其大原者也。”所谓“史钞”, 即“并无别裁”的贯通古今的 节钞之书;所谓“策士之括类”,即“便于对策敷陈之用”的史书 ,如《 文献通考》,“分析次比 ,实为类 书之学 ,书无别识通裁”;所谓“兔园之摘比”, 即《 纲鉴和纂》之类浅近的书籍 。这类貌似通史的著述 ,因“师法失传”,没有“别识心裁”, 与司马迁《 史记》、郑樵《 通志》等“ 法外之义例”“ 独具之心 裁”的通史相比 ,失去了“通史”的原本意旨 ,结果成为史钞、括类、摘比之书 ,与通史之“本旨大原” 愈离愈远。

唐以后通史编纂之所以出现“ 堕落”,关键是缺少了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。在章学诚看 来 ,史家必须具有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,才能撰写出“ 能通天下之志”的理想的通史 。换言之 ,理想的通史是那些具有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的通史 ,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就是通史 编纂的“本旨大原”。

章学诚乐谈“专家”,譬如“既为著作 , 自命专家 ,则列传去取 ,必有别识心裁 ,成其家言” ,“学 问专家 ,文章经世 ,其中疾徐甘苦 ,可以意喻 ,不可言传”,“吾于史学 ,贵其著述成家 ,不取方圆求 备 ,有同类纂” ,“《春秋》有口耳之受 ,马班有专家之学”,等等 。章学诚所言“专家”,与今天分科 治学背景下的“专家”含义不同 。余英时认为 ,章学诚的“ 专家”有两层含义 ,一是“ 专家”相当于 “ 成一家之言”,能成一家之言者即为专家;二是“专家”又与“ 约”之义相通 , 即能把握住学问之大 体者为专家 ,与“ 尚博”而不能把握大体者不同 。“实斋的‘专家’是对学问先具有一种大体的了解 , 并且逐渐从大处建立自己的‘一家之言’”。章益国在此基础上指出 :“章学诚所谓‘专家’,实是 ‘ 专门家学’的省略语 ,是‘成一家之学’的‘专家’。”

章学诚贵专家之学 ,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:其一 ,“ 专家之学”有“ 统系”。章学诚认为“ 家 学”既有自己显性的授受统系 ,还有一种内向而求的精神上的接续前人 。所谓“古人有专家之学而 后有专门之书 ,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” ,这是显性的“专门家学”的授受 。就通史编纂而 言 ,后人编纂通史 ,汲取前人经验 ,必须是“ 师法其意” ,而非拘守成例 ,这是对前人作史精神的接 续 。可见 ,“专家之学”明显带有个性化学术传衍或学术流派的特征 ,从而使公共的知识有了特殊 的意义 。其二 ,“专家之学”富有独见 。章学诚认为 ,司马迁、班固有“专门家学”,但自唐以后 ,专门 家学衰而史学绝 ,刘知幾、曾巩、郑樵生“史学废绝之后”, 尚“ 能推古人大体”,其他都不值一提 了 。所谓“师法不立 ,学无专门 ,末俗支离 ,不知古人大体”。所以章氏言 :“子长、孟坚氏不作 ,而 专门之史学衰。”正因为史家有“专门之学”,所以才会出现同修一史而相互矛盾的现象 ,“ 马、班 同修一史 ,必有矛盾之嫌 , 以此知专门之学 ,未有不孤行其意 ,虽同侪争之而不疑 ,举世非之而不 顾”。章学诚的“专家之学”,强调的是自成体系的“一家之言”。他认为 ,“诸史不难其事 ,而难其 有以成一家之言”。其三 ,“专家之学”隐含性情意趣 。章学诚给“专家之学”注入了一种个人性 的“精神意趣”。他说 :“专家之旨 ,神而明之 ,存乎其人 ,不可以言传也 。其可以言传者 ,则规矩法 度 ,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”又说 :“专门家学 ,书不尽言 ,言不尽意 ,必须口耳转授 ,非笔墨所能罄 ,马 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 ,必于其人。”所谓“神而明之”,“ 书不尽言 ,言不尽意”,“不可以言传”等 ,是“ 功力”之外的一种“精神意趣”。章氏认为 ,史家治史 ,只有将“ 功力”和“精神意趣”相结合 ,才能 成就一番事业 。他说:“学贵专门 ,识须坚定 , 皆是卓然自立 ,不可稍有游移者也 。至功力所施 ,须 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 ,所谓乐则能生 ,不乐则不生也。”对此 ,钱穆曾指出:“ 实斋论为学从入必本 性情 ,而极其所至则以专家为归。”又说:“实斋论学 ,发乎性情 ,极乎通识。”也就是说 ,章学诚的 “ 专家之学”从史家个人性情出发 ,施以功力 ,打通诸般关节 ,达于“通识”之境 ,成就“专家之业”。

章学诚论通史编纂 ,常将“专家之学”与“别识心裁”置放一起 。所谓“纪传最古者 ,如马、班、陈 氏 ,各有心裁家学 ,分篇命意 ,不可以常例拘牵”,“ 通史远自古初 ,及乎作者之世 ,别出心裁 ,成其 家学”等 。他特别看重“别识心裁”,声称“余著《 文史通义》,不无别识心裁 ,不知者或相讥议”。 也就是说 ,“专家”能否“成一家之言”,关键还在于他有无“别识心裁”。

当代多数史家都把“别识心裁”理解为独到的、不同流俗的见解 。但也有一些史家持不同意 见 , 比如倪德卫认为章学诚的“‘别识心裁’似乎是天才的明显标志”。余英时认为“别识心裁”是 史家“一下子能够把握住大处的本领”,并“显然带有浓厚的直觉意味”。山口久和认为“ 实斋所 说的‘别识心裁’可以理解为是和‘性灵’相同的东西……在客观知识活动的纵深之处 ,潜藏着隐含 于考证学知识表面下的微妙之知 ,这种知虽然自己可以理解 ,但是要想用语言向别人传达的话 ,就 很难了” 。在他们看来 ,“别识心裁”是一种神妙的直接感悟和无法言传的主观判断力 ,源于史家 自身的天性和禀赋 。章益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论 ,从历史认识的“默会维度”指出“别识心裁”有 “ 指向‘文字之外的默会传统’的含义”。这样的看法 ,丰富了人们对章学诚“别识心裁”的认识 , 为我们全面解读“别识心裁”提供了帮助。

章学诚讨论通史撰述 ,屡次使用“别识心裁”一词 。细究其论述 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体 例上的“别识心裁;二是史义上的“别识心裁”。

( 一 ) 体例上的“别识心裁”。章学诚的“别识心裁”尽管有天性、感悟的“ 意味”,但并非虚灵飘 渺、不可捉摸的“神来之思”,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编纂学内容的“独断之思”。章学诚认为 ,“史无 别识心裁 ,便如文案孔目”, 由此他在《 释通》《 申郑》《答客问》等篇章中申述了通史编纂运用“别 识心裁”的重要性 。在章学诚看来 ,通史编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前人已有相关著述 ,或通史或断 代 ,如何超越前人? 只能靠“别识心裁”! 也就是“ 即彼陈编 ,就我创制”。所谓“就我创制”,就是 运以“别识心裁”,写出超越前人的通史 。通史修纂如无“别识心裁”,“古人称述已厌其多 , 岂容更 益简编 ,撑床叠架为哉”! 司马迁作《 史记》, 在体例上多有独创之处 ,所谓“ 创例发凡 ,卓见绝 识”。“盖史迁创例 ,非不知纪传分篇 ,事多散著 ,特其书自成家 ,详略互见”。他在列传中把屈原 与贾谊合传、老子与韩非合传 , 自见别裁 ,义有独断 ,“ 即楚之屈原 ,将汉之贾生同传;周之太史 ,偕 韩之公子同科 。古人正有深意 ,相附而彰 ,义有独断 。末学肤受 , 岂得从而妄议耶”? 凡此种种 ,得到章学诚高度评价 。章学诚赞扬郑樵作《通志》“承通史家风”“所振在鸿纲”,其《 二十略》“ 以史 翼经 ,本非断代为书 ,可以递续不穷者比”,属于“专门绝业 ,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”。章学诚称 赞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说该书“ 因事命篇 ,不为常格”,“ 网罗隐括 ,无遗无滥”,“ 文省于纪传 ,事 豁于编年 ,决断去取 ,体圆用神”,无非是因为该书不拘成法 ,具有“别识心裁”。

体例上的“别识心裁”要求作史要灵活变通 ,反对“拘守成法”,重视史体创新 。章学诚认识到 , 史事变化万端 ,史书就应该适应叙事的需要 ,不断变化体例 。他在《 书教下》中说 :“夫史为记事之 书 ,事万变而不齐 ,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 ,则必因事命篇 ,不为常例所拘 ,而后能起迄自如 ,无一言或 遗而或溢也。”纪传体行世一千多年 ,史家相承 ,没有更易 ,关键就是“ 书为体例所拘”,没有“别识心 裁”,不懂随时变更 ,“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 ,不敢稍变 ;如治胥吏之簿书 ,繁不可删”。 由此他提 倡“通史撰述无定法”,“意之所在 ,必有别裁 ,或详人之所略 ,或弃人之所取 ,初无一成之法”,“折 衷六艺 ,成一家言 ,往往以意命篇 ,不为常例”。唯其如此 ,才能编纂出“成一家之言”的通史。

( 二) 史义上的“别识心裁”。章学诚讨论通史编纂 , 常将“别识心裁”与“ 史义”联系在一起。他曾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史书所具有的事、文、义 ,所谓“事者其骨 ,文者其肤 ,义者其精神也”。于人 而言 ,“义”犹如人的精神 ,精神垮了 ,一切就完了 。于史书而言 ,“义”就是史书的灵魂 ,没有灵魂的 史书只是史料的堆砌 。所以“断之以义 ,而书始成家 ,书必成家 ,而后有典有法 ,可诵可识 ,乃能传 世而行远”。“义”既然被比喻为人的精神 ,就有了一种难以准确表述的飘忽之感 ,“其义难以一 言尽也”。而“别识心裁”也蕴含“性灵”“ 直觉”等精神要素 ,故而“ 义”在某种程度上与“别识心 裁”相通 。章学诚在《 申郑》中直接将《春秋》的“史义”与郑樵的“别识心裁”放在一起讨论 ,他说 : “ 孔子作《春秋》,盖曰其事则齐桓、晋文 ,其文则史 ,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……则史家著述之 道 , 岂可不求义意之所归乎? 自迁、固而后 ,史家既无别识心裁 ,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,惟郑樵稍有 志乎求义 ,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。”郑樵承袭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,运用“别识心裁”,在史事、史文 之上求“义”。通过这样的论述 ,章学诚赋予了“别识心裁”以具体的思想内涵。

“ 别识心裁”蕴含经世致用之意 。章学诚认为 ,“ 知史学之本于《 春秋》,知《 春秋》之将以经世 ……史学所以经世 , 固非空言著述也 。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 ,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 春秋》,正以切 合当时人事耳 ……学者不知斯义 ,不足言史学也”。他在《 答客问上》中指出《 春秋》“ 笔削大义” 的终极指向是“纲纪天人 ,推明大道”。圣人通过《春秋》的“属辞比事”,表达对“天人”及“ 大道”的 认识 ,彰显经世致用的思想 。而这 ,也恰恰是“别识心裁”的形而上表达 ,是作史的“宗旨”,所谓“作 史贵知其意 ,非同于掌故 ,仅求事文之末也 。夫子曰 :‘ 我欲托之空言 ,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。’此史氏之宗旨也”。“别识心裁”既有“托之空言”之形上思考 ,又有“见诸行事”之形下考量 , 而其关键是“ 明道”, 即通过“ 笔削独断”以“ 推明大道”。章学诚讨论史学问题 ,一方面强调“ 明 道”。所谓“史家之书 ,非徒纪事 ,亦以明道也 。如使《 儒林》《 文苑》不能发明道要 ,但叙学人才士 一二行事 ,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” 。作史不能只叙述人物事迹 ,还要有“发明道要”;另一方面又强 调“独断必凭事实”。所谓“典章事实 ,作者之所不敢忽 ,盖将即器而明道耳” 。也就是要根据史实阐发史义 ,“ 即器以明道”。章学诚指出 ,撰作通史 ,详近略远 ,是经世致用的具体表现 ,而尤以司 马迁作《史记》为代表 ,“史部之书 ,详近略远 ,诸家类然……《太史公书》详于汉制……秦楚之际 ,下 逮天汉 ,百余年间 ,人将一惟迁书是凭;迁于此而不详 ,后世何由考其事耶”。“通史家学”注重记 载近当代史事 ,现实指向非常明显 ,这是古代通史撰作的优良传统。

总之 ,章学诚的“别识心裁”有“天分”与“ 直觉意味”的一面 ,但更有其实际的内涵 ,那就是史 体上的不拘成法和史义上的经世致用 ,包含着对通史的形上思辩和形下安置 。如果脱离了这些具 体内涵 ,抽象的“别识心裁”就像国画中的留白脱离了国画的内容一样 ,必然变成毫无意义的玄想。

四、余论

“ 通”和“家”是认识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及其通史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 ,缺一不可。

章学诚重“通”,他讨论“通史”问题 ,总是从“家学”“家法”出发来认识“通”。他倡导“《 春秋》 家学”,并由“家学”而引申出“家法”和“家风”,其“通史家风”与“《春秋》家学”是贯通的 。从“《 春 秋》家学”到“通史家风”,其意义转换的核心是“家学”。章学诚的“通”,宗旨明确 ,是有“ 家学”、有 “ 家法”的“ 通”, 这种“ 通”不是量上的扩充 , 不是“ 泛骛以求通”, 而是“ 推微而知著 , 会偏而得 全”。所谓“通史家风”,“家学”之意旨在前 ,“通史”之意旨在后 。章学诚由“家学”而引申出“专 家之学”“专门家学”“专门之业”“专门绝业”等 ,并将“史义”“别识心裁”与“一家之言”贯通 ,意在 说明“通史”的旨趣自有其一 以贯之的内在精神传承 。在章学诚笔下 ,“通史家风”既是通史的传 统 ,更是承袭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贯穿“史义”的撰作通史的方式。

章学诚重“家”,他讨论“家学”问题 ,总是从“通”的角度思考和推演 。章学诚“辨章学术 ,考镜 源流”,所论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以“属辞比事”和“史义”贯穿始终 ,从司马迁、郑樵等通史撰述的宗旨 考量“家学”的重要 ,即源达流 , 由流溯源 ,打通了经史间隔 ,疏通了由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到“通史家风” 的关联和转换 。在章学诚眼里 ,“专门家学”蕴含着通变意识 ,既有其主旨 ,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注 入新内容 。章学诚以“通”之眼光看待“家学”,在“《 春秋》笔削大义”的基础上阐发“别识心裁”的 意蕴 ,引申出通史撰述中难以与外人道的“ 法外之意”, 实际上就是以“ 通”之眼光考量“ 家学” 演变。

要之 ,章学诚的“通史家风”,“通”主要来源于司马迁作《 史记》的“通古今之变”,“ 家”主要来 源于孔子作《春秋》的“《 春秋》家学”。以“ 通”论“ 家”,“ 家”因“ 通”而明源流;以“ 家”衡“ 通”, “ 通”因“家”而分类例 ,这是章学诚通史思想的最大特点。